无交易成本之考量，无以了解法律。
而学术一观念层面的立论，则侧重于民间法研究在学理上的定位，包括如何推进民间法研究，如何理解民间法研究的方法，如何确立民间法研究的基本范畴等。人们日常的交往行为，尽管和法律相关，但正如前述，法律要么备而不用，要么日用而不知，所以，在日常行为中，我们感觉不到法律的作用。
[13]十余年后，邓正来基于法学的立场，提出了主体性中国的法治理想图景。其功能既可作为国家法的补充这一配角而存在，也可作为促进国家法进行革故鼎新的主角而存在。笔者认为，普适性知识有两种情形，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知识。虽然，这是一种回首观望的过程，会被那些抱守法律进步理念的学者所讥讪，但这对解决当下的问题而言，特别对解决迫在眉睫的纠纷而言，对当事人所面对的迫要的诉求而言，自是进步理念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理论上的说明，为民间法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实践运用，提供了智识支撑，这样，对民间法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就在地方性知识的命题中获得了真理性与合法性。
裁判规范未必能成为行为规范，但行为规范一定能成为裁判规范，这就是两者的一般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一国家范型的民间法研究，其旨归是民间法一国家法二社会秩序建构。（四）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具体人格的现代张扬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权中的利益面更加凸显，甚至在某些新型人格权中占据主要地位。
新的人格理论以人格利益为核心，用一种权利的视角来研究人格，人格权就此诞生。由此看来，最适合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事物就是人格。权利只有在法律关系之中才有意义，这也正是法哲学有时候对法律关系的主、客体与权利的主、客体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的原因{3}。因此，当具体人格要素（生命、名誉、隐私等）向较为概括的人格要素（安全、自由、人格尊严）‘归位时，人格权的宪法性质即表露无遗。
笔者认为，这个中间命题虽不能简单地说是伪命题，但也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必定为真。这个标准在古罗马是身份，而在德国民法那里发展成了权利能力。
这样，人格不仅被个体化，还被物质化、利益化了。马俊驹：《人格与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2、101页。尽管这些事件的客观真实究竟如何，最终并无定论，但这些艺人确实因丑闻事件一夜成名。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人格尊严应受尊重，人的尊严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使人格尊严成为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
{2}对世界范围内重要民法典中人格权规定的详细资料，请参阅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95页。而人格权客体要解决的不是本体问题，而是本体的存在形式及其证明问题，即人格利益的载体为何。值得强调的是，人格权因其二元性而要求各法律部门构建起相对全面而完整的保护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各法律部门之内都存在一个与民法上的人格权相对的人格权概念。从那以后，19世纪德国法学的主流失去了对人格权的关心。
可以说，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是人格权本质与形式的关系，共同构成人格权的二元结构。如果说现代民法学由于急切地想把人格利益作为权利来保护而无意中忽略甚至丢失了那个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那么当代法哲学就肩负着寻找这位弃儿之重担。
〔2〕16可见，在这本书中周枏先生认为Persona指的是人格。{6}如马俊驹指出：人的伦理价值即人格诸要素已非完全‘内在于人，其‘外在于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研究人格权的内涵是探寻人格权概念的必由之路。接下来，笔者将讨论人与人身的分离现象，进而论证人与人身的辩证关系。〔23〕70〔24〕4-6〔25〕91人格要素说近年来颇受学者青睐，该说以张俊浩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要素。〔8〕157正是在这种回归了古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指引下，自然法思想获得了世俗的意义，披上了传统理性的外衣。本文在此前已经指出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根本区别，同理，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对人格权的保护，与民法保护亦有根本区别。只有三种身份齐备，才能称其为权利义务主体（Caput）。
〔16〕52人如果有什么精神可言的话，那就是对自然的认识以及那种依照自然秩序行动的能力。但该说的局限性也在于此，内在于人的人格权不能完全反映现代人格权理论的发展以及保护人格权的司法与立法实践，可能将实践中新出现的人格利益的保护要求排除在人格权的范畴，从而不利于人格权的保护。
梁晨，单位为中南大学法学院。因此，这里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大陆法系典型的民法典均未明确使用人格权这个概念，而至多仅例举某些人格要素？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即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是否一定要采取权利化保护方式？如拉伦茨就认为，各种利益通过法律制度以其他方式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不一定要创设一个权利。
（三）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抽象人格的历史回响 虽然说现代具体人格理论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甚至支配之下形成的，但这不足以说明具体人格理论摆脱了此前由自然法思想所灌注的自由、平等与尊严等抽象的伦理价值的束缚，相反，这些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在人格具体化与利益化时代对于维系人的主体性以及肃清社会伦理秩序而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作为一种二元人格权观，本文认为人格权的内涵在本质上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
人格权与其他权利最明显的差异是其客体的区别，因此，对人格权客体的阐述乃是界定其内涵的前提。而权利所指向的应是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归属，因而只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如此，那又如何可能得出人格权概念确定的前提是人的伦理价值外在化的结论呢？ 如果沿着论者的这种思路继续推演，势必导致人格权被分裂为两个概念：一者，以外化的新型价值为内容的人格权。而人格权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究竟由谁提出，现在看来也是众说纷纭、难以确证。
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在人才市场上交易，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态与必然。综上可见，伦理价值外在化理论有其内在缺陷。
我们应特别注意确保人格权内在层面与外在层面的平衡。实际上，这种自然支配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法外空间，毋须法律调整。
而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要素均是人的自身的体现，是内在于人的，因此不能采用权利化保护模式，而只能通过人之本体的保护方式来实现。（二）人格权内涵之二元性 立基于上述对人格权客体的讨论，笔者认为，人格权实际上是一个由人的伦理价值与人格利益构成的二元关系。
相应地立基于这种二元人格之上的人格权在内涵上亦有内外两个层面。如果法律中的人缺失了一种伦理性的根本地位，那么现代民法必将陷入利益的泥沼。由此，将人格权理论误导至所谓的民法上的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人格权对峙局面。如果人是精神的，那么人身成为客体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精神不被客体化，人就不失其主体地位。
至于人格要素说，虽为人格权的客体找到了外化的、客观的事物，却有将完整的人格拆分成各种人格要素之嫌，从而人格权只是一束具体权利的集合，而难以成为整体性权利。而且19世纪初期起，法国法院就开始通过扩大对《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解释，来保护公民的名誉、姓名、通信秘密等权利。
我们从古罗马后期的法学教科书《法学总论》中或许能对此略见端倪。受近代科学革命的影响，有关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人体的运行被比附为一种宇宙机械论，即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自然界都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机械论模式加以解释。
西方的立宪主义最早源于一种设防的学说，即针对专制的国家权力的肆意运用，保护自由自立的个人所固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为此基本人权的保护遂成为近代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4〕3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奴隶受害与自由人受害放在同一个条文中做出规定，而且没有把奴隶受害放在财产侵害的条文之中。
